嵩山·释源禅宗--少林寺

对于人世间而言,再没有比佛更好性情的了,佛的最显著特点是修养好和脾气好。迎佛迎到家,你要我来我招之即来,送佛送到西,你让我走我飘然而去,充分显示了好聚好散的心态。佛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也无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最初是东汉明帝的时候,明帝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梦见了金色的神人在宫里面飞来飞去,他们像金色的鸟儿飞来飞去,这一晚明帝的梦通体透明。第二天上朝,明帝就把这些说给臣子们听,大家有点不知所云,一个名叫郭毅的大臣立出来说,这金色的神人应该就是西方的佛。

这一天早朝最大的议程就是决定了派人前往印度寻求佛法。跟随汉朝大使从印度回来的是摄摩腾和竺法兰,还有一大批佛经佛像。印度僧人和佛经佛像是由白马驮来的,白马千里迢迢从一个古老国度把佛教带到了中国,佛教在另一片古老的土地生根发芽。

汉明帝于洛阳西雍门外建白马寺供二人译经。白马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佛寺。唐朝诗僧灵澈的句子“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上一句说的是佛教初来乍到白马寺,下一句说的是佛教到三国年间在南方发扬光大。

在白马寺敲着木鱼的摄摩腾、竺法兰地抬起头来,悠然望见东南方有高山耸峙,烟云出于其间,于是奏请明帝,派人陪同他们去那里另寻清静之地再造僧刹。高僧一行有缘踏上了嵩岳福地。

太室山南麓有一狭长的山间谷地,林壑生凉,流泉成响。东面有两峰并立,其间空阙如门,当地人谓之嵩门。每逢中秋,山民们于暮色之中,焚香静坐,以待月出。须臾,一轮明月从嵩门间冉冉升起,银光泻于空谷,万籁凝于石崖。此景谓“嵩门待月”,乃嵩岳第一胜境。

二位高僧佛心为之所动,决定在这里“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搭方丈;临浚流,立僧房”。寺成于东汉永平十四年,即公元71年,汉明帝敕名“东都大法王寺”,晚了白马寺三年,这也是中国第二座佛教寺院。

摄摩腾、竺法兰于这座中土宝刹“对千年之乔木,纳万代之芬芳”,神思静虑,译经布道。继永平十一年他们在白马寺完成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后,又于嵩山大法王陆续译出几种小乘佛教的早期经典。汉明帝笃信佛教。大法王寺建成后,由于嵩山地处京畿,往来方便,明帝及随从官员多次亲临道场,听经拜佛。明帝还下令,新任命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到大法王寺听经学法后方可上任。

佛教犹如一粒从西方飘来的种子,首先在嵩洛之间扎下了根。

东汉末年,大乘佛教传入嵩洛。“乘”是乘载,小乘佛教说的是自我解脱,崇拜的是罗汉,大乘佛教讲的是普渡众生,崇拜的是菩萨。除了目的有差异,修行的方式上,大乘也比较简便。随着大乘佛经传入,佛教的影响开始波及民间。三国时期,嵩洛间出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正式受戒出家的汉族僧人,他就是朱士行。

出生于嵩山南麓颍川的朱士行,在嵩洛出家之后,以弘传佛教大法为己任,专心于佛教理论的研究。当时风行的大乘经典尚质简约,很多观点实际上没有讲清楚。他因此“誓志捐身,远求大本”,于魏甘露五年从嵩洛出发,开始他的西行壮举。

在于阗,朱士行抄取了九十品《般若经》梵文本,于西晋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护送经卷回洛阳。十年之后,由精通梵汉两语的天竺僧人竺叔兰和学识渊博的西域僧人无罗叉两人译出,称《放光般若经》,共二十卷。

当《放光般若经》在汉地大为风行之时,朱士行仍在于阗,最后以八十岁高龄为求法而客死他乡。《梁高僧传》说他死时有异相,火化后,“薪尽火灭,尸犹能全”,后念诵咒语,骨架才散碎,其弟子们聚骨造塔以供养。北魏太和二十年,即公元496年,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寂静的山林中矗立起一座寺院,这便是日后声名显赫的少林寺。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落迹传教而兴建的。但少林寺的名扬天下,却缘于另一位印度高僧菩提达摩。

少林寺落成三十多年后,即北魏孝昌三年,菩提达摩不辞艰辛,从南天竺国渡海来到东土,开始了禅宗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

人们说起禅宗时,往往会用一派“本地风光”来表达对禅宗的印象。佛教的文化渊源在印度,而禅宗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它的文化渊源在嵩山,在被誉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

达摩首先到了金陵,一月之后来到永宁寺,只见那九级浮屠“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称活了一百五十岁,周游列国,没有见过如永宁寺这般精美的寺院,真是极尽佛的境界。于是,达摩口唱南无,合掌赞美不停,已经将心许与嵩洛。

离开永宁寺,达摩来到几十里外的嵩山少林寺,落迹于此,终日面壁。面壁似乎是一种追根穷源思来想去,也似乎是一种无言召唤和漫长等待。

这时候嵩山有位名叫神光的僧人,听说达摩大师住在少林寺,于是前往拜谒。

达摩面壁端坐,不置可否。神光没有气馁。他暗自思忖:“古人求道,无不历尽艰难险阻,忍常人所不能忍。古人尚且如此,我有何德何能?当自勉励!”时置寒冬腊月,纷纷扬扬飘起漫天大雪。夜幕降临,神光仍在寺外站立不动,天明积雪已没过他的双膝。达摩这时才开口问道:“你久立雪中,所求何事?”神光泪流满面说道:“只愿和尚慈悲,为我传道。”达摩担心神光只是一时冲动,难以持久,略有迟疑。神光明白达摩心思,就取利刃自断左臂,置于达摩面前。达摩于是就留他在自己的身边,并为他取名慧可。少林寺内的立雪亭,便是为纪念慧可断臂求法的事迹而建。

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经》授予慧可,慧可就是日后禅宗在东土的第二代祖师,自此,禅宗在中国有了传法世系。

禅宗在其诞生地印度也没有成宗,却在传入嵩洛后,成为中国佛教延绵不断的主流宗派。禅宗流传久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性。教内传法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教条化、形式化的弊端,只重考据文字而不重把握精神,会丧失教义的灵魂。针对这种偏颇的倾向,禅宗提出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所谓“教外别传”,是指在教典以外别有一种教义的传授方法。禅宗的简易性,便体现在“见性成佛”的主张上。

禅是“静虑”,佛教称安静地深思为禅定。达摩提出一种新的禅定方法,否定了印度佛教那一套修行的阶梯层次和累世修行,主张人人都具有佛性也就是“本性”,人人都先天地具有成佛的智慧也就是“菩提”,人人都能够通过觉悟佛性而成为佛,尽管何时豁然大悟难以料定。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佛,是因为对自身的本性没有觉悟。一旦“拨开迷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自性就是佛,把佛变为举目常见的平常人。

禅宗传到唐代,六祖惠能提出顿悟的主张,连坐禅也免了,认为顿悟并不要求离开现实生活,“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提水斫柴无非妙道”,在日常劳动生活中都可以顿悟成佛。少林功夫便起源于僧人的日常生活。相传跋陀的弟子慧光十二岁时,能在井栏上反踢毽子五百下。在井栏上踢毽子是很危险的,功夫不到家就可能跌落井中。少林功夫的许多招式都是僧人们受日常劳作,如挑水、扫地、打柴、烧火动作的启发加工提炼而成的。最高深的功夫其实也是最普通的功夫。

被誉为少林功夫之源的《易筋经》,记载的就是一种疏通人体经脉从而强筋壮骨的功夫。菩提达摩采用壁观的方法参禅,长期静坐,困倦是难免的,要时常起来活动筋骨。相传达摩走后,少林僧人在洞中发现了一个铁盒,盒上没有锁,却打不开。聪明的僧人用火一烤,铁盒便开了,原来铁盒被蜡封住,以防水汽侵蚀。铁盒中有两部书,一本是《易筋经》,另一本叫《洗髓经》,都是用梵文写的。

当时,少林寺里真正懂梵文的只有二祖慧可。慧可把《易筋经》留在少林,自己拿着《洗髓经》去云游天下。

寺中也有一些对梵文一知半解的僧人,你翻他译,依法修炼,以致后来少林功夫多如牛毛。后来,有位僧人带着《易筋经》去峨眉山,见到了天竺僧人般剌密谛。在般剌密谛的帮助下,《易筋经》才有了中文版。慧可云游归来,带回了他自己翻译的《洗髓经》。大家两相比较,才发现《易筋经》和《洗髓经》原来是一体的。自《易筋经》问世,少林僧人坐禅与习武已是密不可分了。

唐初,少林寺已拥有一支勇猛善战的僧兵队伍。武德年间,少林寺僧因助唐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李唐立国后,特许少林寺演练僧兵,可自立营盘,不戒酒肉,俗称“五荦和尚”。以后各朝代相沿成习。元朝初年,少林寺方丈富裕曾被武功盖世的元世祖忽必烈封为晋国公。

嵩岳山林天生与佛有缘。隋文帝开皇20年,即公元600年,一代高僧玄奘于嵩山北麓缑氏镇陈河村悄然出生。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纷纷创立,标新立异。玄奘遍学佛教传入中国的各家经论,发现了诸家之间的意见。这种分歧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玄奘要来决断。他选择的也是朱士行西行求法的道路,想到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来统一诸家异说。玄奘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印度的佛学中心摩揭陀国王舍城的那烂陀寺,从主持人戒贤学习五年,成为精通五十部经论的十大德之一。唐贞观十九年,即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夹道相迎者数十万,争相目睹唐僧风采。此后,玄奘历时十九年,共翻译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一卷。并完成地理学巨著《大唐西域记》。

因为玄奘,一些人想起了忽远忽近的暮鼓晨钟。他们和玄奘擦肩而过,又回头凝望。他们看到了唐朝飘逸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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